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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耀如:肩负使命的人生选择

来源:中国科学报   发表时间:2012-06-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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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人物介绍:
 卢耀如,1931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。工程地质、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学家,中国工程院院士。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,19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地质学院。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,同济大学教授。
 长期从事岩溶地质的科研和工程实践,参与实践及指导了一系列水利水电、铁道、矿山及城镇工程的勘测研究。由于在岩溶(喀斯特)研究方面成就卓越,被国内外学者称为“喀斯特卢”。199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、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等奖。1999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荣誉奖。
 若不是因为高考前大病一场,卢耀如可能就跟他的福建老乡陈景润一样,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了。然而人生的选择,往往会遇到不可预期的“意外”。
 “层岭攀越千峰过,隐穴惊看异洞春。”多年后,卢耀如成为了著名的岩溶地质学家,他写下的这句诗,是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生科研实践的真实写照。
 在工程科学领域叱咤风云,也许不能像数学家那样单纯享受“思维的乐趣”。然而,卢耀如却更加体会到追求和坚持科学真理的意义。因为,他肩负着更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。
 最初的志向
 故事还要从他的青少年时代讲起。
 1947年1月,卢耀如考入英杰辈出的福州私立鹤龄英华中学读高中。其间,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主任、著名空气动力学家沈元教授,因母病返榕,北平解放时未能返回清华,就在这所高中短暂任教。住在教员宿舍的沈元,经常去找同学们聊天,启发他们。沈元因卢耀如数理化好,不止一次对他说:“数论是科学世界的一顶皇冠,而哥德巴赫猜想是皇冠上耀眼的明珠。你敢不敢去摘取这颗明珠?”数理功课一直非常优异的卢耀如毫不犹豫,应答道:“敢!”
 由于念的是春季班,卢耀如在1950年1月高中毕业时,必须等半年时间才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。当时全国刚刚解放,急需人才投入到各项社会工作中。高中时期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、追求革命进步的卢耀如,经人介绍到福州市南台学联工作,打算待大学招生开始后再投考。
 半年时间转眼而过,卢耀如向组织提出报考大学的意愿时,被认为是要脱离革命,批判他“个人主义”。介绍他去学联工作的一位同志替卢耀如说话,说卢耀如的功课很好,让他去学习也是为国家作贡献。几经周折,卢耀如的报考申请才得以批准。
 7月份的福州酷暑难耐,卢耀如加紧复习已丢下半年的功课,每天熬夜到凌晨。由于生活困难,饿了也只能白饭就着咸菜充饥。不曾想,他在劳累中大病一场。
 “发现痰里面有血丝,我以为得了肺病。”卢耀如当即联想到,半年前曾跟自己在一起的堂弟得了肺病大吐血。眼看就要考试,一下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。
 卢耀如没有去看病,决定先支撑着身体完成考试,他浮肿着脸走进了考场。
 “考完我就觉得不很理想。”卢耀如说,最终的成绩印证了他的感觉。报上发榜时,他得到“成绩尚可,但所填系科无法安插,需另填志愿”的通知。就这样,他与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失之交臂。
 走入水文地质工程
 再三思量,卢耀如决定先入清华园再作打算,于是在志愿表上填了“清华大学地质系”。
 “我觉得地质系也不错,但还是想进去后再转系的。”卢耀如回忆,考试失利并没有让他彻底放弃从事数理科学研究的愿望。入校后,他首先修习为数学系学生开的微积分,又跟物理系的同学一起上课,认为这样才不至于掉队。
 事实上,当时有一些地质系的同学不甘心学这个专业,做准备转系。一天,地质系主任找卢耀如谈话,告诉他国家需要搞地质的,让他带头放弃转系。
 卢耀如只好安下心来,一头扎进地质学。不久之后,他在杂志上了解到地质学领域一个新的研究方向——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。恰巧,清华大学土木系教授陈梁生是卢耀如的同乡。他告诉卢耀如,地质研究对水利工程非常重要,希望卢耀如往这个新方向发展。卢耀如回想起,高中时有位海外校友来学校作报告,提起美国在田纳西河搞水利工程,成立田纳西流域管理局,简称TVA(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缩写)。孙中山先生则曾经构想过修建中国的三峡,后来称之为“YVA”,也就是在扬子江三峡修建大坝。这自然离不开地质工作。
 于是卢耀如为自己选择了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专业方向,“为了水利学地质”。
 1951年淮河发生大水灾,毛泽东主席发出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,淮河掀起水利建设高潮。1952年,卢耀如与其他同学一行四人,奔赴淮河实习。拿着地质工作“三大宝”——罗盘、铁锤、放大镜,带上一张地形图,卢耀如开始了野外调查。
 两个月的实习调查完成后,卢耀如第一次懂得了工程地质工作的内涵,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。根据实习完成的调查报告《关于淮河大坡岭水库的工程地质调查的报告》,后来一直保存在中国地质资料馆内。
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,卢耀如随清华地质系并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,成为新成立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系第一届毕业生。因国家建设需要,卢耀如和他的同学们于1953年提前毕业。
 在野外的“喀斯特卢”
 大学毕业后,卢耀如被分配到地质部下属的一个工程地质室工作。当年11月,又安排他进入地质部东北工程地质队,奔赴冰天雪地的吉林浑江进行野外勘察。
 1954年,地质部迎来了一批苏联专家,领导安排卢耀如跟随苏联工程地质专家学习。
 “住着高档宾馆,到处参加宴会,出入都由汽车代步。”没过多久,卢耀如就感到,他对这种看上去“很风光”的学习很不适应,“这样浮在上面学不到什么东西,应当去野外实干锻炼”。
 于是他主动提出,自己还是去野外调查,负责勘探并写出报告,再请苏联专家帮他指导修改。
 当时,新安江正准备修建一个装机容量40万千瓦的水电站,由地质部负责勘探。卢耀如带着几位同事沿上下游踏勘填图,回答亟须解决的两个问题:第一,新安江库区是否存在寒武纪碳酸盐岩的喀斯特渗漏问题;第二,从水文工程地质条件角度对一级开发和梯级开发进行比较,给出最优方案。
 经过几个月脚踏实地的调研,卢耀如给出了圆满的回答:新安江库区不存在喀斯特渗漏的大问题;一级高坝开发比梯级开发更有利。他的建议,经受住了工程实践的检验。
 完成新安江的工作,卢耀如再次赶往淮河,先后负责白龟山水库、郏县水库的勘测任务。经历几次实践磨炼,他积累了丰富的水文地质工程勘察经验。
 1956年,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注、号召下,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勘测设计掀起高潮。地质部随即组织一大批专家技术人员前往三峡勘探,在最初的名单中,已小有成就的卢耀如是其中一位。
 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,领导突然通知他先不要去三峡了。原来,1954年建成的官厅水库,蓄水后不久便发生坝基渗漏,塌陷已达粘土心墙,发展下去将危及整个坝体。官厅作为当时新中国第一大水库,位于北京市上游,一旦大坝发生重大险情,20亿立方米的库水会对北京、天津造成威胁。
 险情处理刻不容缓。地质部党组研究决定,让卢耀如负责查明渗漏、塌陷原因,为工程处理提供可靠依据。
 卢耀如深知责任重大,汛期来临前必须解决问题。他与专项研究队的同事们一起日夜奋战,短短15天内调集到15部钻机,调查工作紧锣密鼓。为了查明粘土心墙渗水情况,必须进行打孔取样,打孔方位容不得半点闪失。卢耀如经过充分研究,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后,立下了军令状,确保万无一失。
 很快,卢耀如得出调查结论,找出了发生渗漏的三个主要通道,及诱发坝基塌陷的机理,给出处理方案建议。刚刚走出校门3年的卢耀如,得到了众多地质学前辈的支持,临危受命的任务得以胜利完成。在喀斯特研究领域,他再一次交出满意答卷。
 官厅水库的研究处理工作,为卢耀如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实践基础。1957年3月,卢耀如前往三峡,翻山越岭跑剖面,调查洞穴,观测水文地质动态,分析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探成果。渐渐地“心里有了底”,正式负责起南津关碳酸盐岩坝区的勘测与研究工作。
 工程研究中,专家间难免有不同意见和看法,常常也有争论。前苏联喀斯特专家索科洛夫,与卢耀如打过很多次交道,赞扬他在官厅的工作。然而在三峡喀斯特水文地质特征方面,两人有很多不同认识。
 “索科洛夫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,在石灰岩方面作过很多理论研究。但苏联在石灰岩地区建坝较少,他的工程经验还是不多。”卢耀如谈起他们的学术争论,“我很尊重他,但我认为不正确的看法,我一定会说出来。”
 对此,当时有相关部门在内部文件上,“不点名”地批评卢耀如“不尊重苏联专家意见”。“那个时候这种说法很危险,弄不好就有可能被打成‘右派’。”卢耀如说。
 为了阐明自己的道理,卢耀如拿出扎实的勘探资料和研究数据,继续与索科洛夫讨论。几个回合下来,索科洛夫被说服了。
 后来,索科洛夫在一次欢送宴会上跟大家说:“以后工程上的问题,可以找喀斯特卢,他在这方面懂得比我多,不必请我。”
 这番话,在卢耀如看来是赞许,也是鞭策和鼓励。“喀斯特卢”的称谓,就这样渐渐流传开了。丰富的野外经验、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,让年轻的卢耀如成为了中国喀斯特研究领域的青年骨干。
 围绕岩溶展开的一系列科学研究、工程研究,成为他此后几十年科研工作的重点。在岩溶发育机理、岩溶水动力条件、岩溶作用过程、岩溶类型划分、岩溶工程地质条件、地质灾害、地质—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,他都做出了探索性研究。
 工程研究更要讲真话
 在卢耀如的学术理念里,地质科学研究一定要与工程建设紧密结合。然而,为工程建设服务的地质工作,坚持科学真理有时难免会与工程利益相抵牾。
 “因为讲真话,吃了不少苦头。”卢耀如说他为了坚持自己真实的科学意见,工作中难免会遭到冷嘲热讽,甚至引来恶意。
 上世纪80年代,卢耀如参与讨论黄河上一个水库地质勘探工作,据他调查研究发现,该水库右岸存在岩溶渗漏问题。然而,为了让工程赶紧批准上马,设计施工方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,也不再邀请他参与相关工作的讨论研究。
 后来的完工蓄水过程,证实卢耀如的判断是正确的,然而工程已造成不小的损失。
 面对这种情况,卢耀如认为在学术上一定要秉持客观原则,“别人不同意,主要是因为对问题本身缺乏认识。因此更有义务讲清楚,采取措施,而不能回避”。如果是重大问题,他选择向上级忠实反映情况。
 上世纪80年代初,卢耀如认识到三峡工程库区面临重要的地质环境问题,提出在三峡库区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;1993年,他在一份写给上级主管部门的建议书中,又强调三峡工程的关键问题在于库区移民及保护地质生态环境;1997年三峡长江主航道截流时,他再次上书,强调上游石山地区的地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,是三峡工程可持续发展的保障。
 近年来,因长江上下游多次发生地质灾害,很多人开始反思三峡工程。卢耀如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看法,他认为:“现在应该冷静一点,不要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。而是应该做出全面仔细的利弊分析,从而进一步采取正确措施。”
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卢耀如更加重视地质生态环境的研究。在他看来,工程建设中日益关注环境问题是件好事,但往往缺乏具体的科学分析。
 “工程科学最需要慎重。”卢耀如提醒道,“现在有种错误的认识,说哪有不出事故的工程。这种赌博心理非常危险。”在他看来,对任何一项工程,都要做出科学的利弊分析,进行近期和远期的影响评价。
 卢耀如坦陈,几十年的工作中他也留有遗憾。“对于有些重要工程对地质条件预测研究做得不够,而是灾害发生后才予以重视,未能尽早更有力地提出建议让工程上予以改正接送,这样就会给工程带来很大损失。”
 搞了一辈子工程地质研究,卢耀如明白所有的工作都要“经受住时间的考验”,更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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